马萨诸塞州的教师梅里·纳吉米至今记得那份刺痛。 2024年初她所在的州教师协会（MTA）做了一件看似平常的事：受全体教师代表委托为同行们整理巴勒斯坦历史的学习资料。 然而这份尚未公开的内部文件竟被反诽谤联盟（ADL）秘密获取。 ADL从中断章取义公开指控MTA“美化恐怖分子”甚至操纵内容将这所拥有十多万会员的教育工会打上了“反犹太主义传播者”的标签。
紧接着州议会的听证会和媒体上涌来一轮又一轮的指责。 参与项目的教师们个人信息被公开曝光办公室接连收到死亡威胁电话州议会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对工会的系列攻击。 面对镜头梅里质问：“一个这样伤害我们的组织我们凭什么还要和它合作？ ”这个问题在几个月后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EA）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三百万教育工作者的集体回应。
2024年7月6日NEA的七千名教师代表聚在一起投票他们代表全美三百万公立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从业者。 最终大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关键决议：全国教育协会（NEA）将“不会使用、支持或宣传反诽谤联盟（ADL）的材料包括其课程材料或统计数据”切断了与该组织的一切联系。 ADL在美国教育体系中的存在远超一般人想象。 过去整整四十年这个打着“反诽谤”旗号的组织深度介入美国K-12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
他们以“顾问”身份推动课程设置开发教材和培训项目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打包塞入“多元化教育”或“反偏见课程”项目里。 即使面对学生、家长甚至教育工作者的质疑ADL依然强势推进其在校园的影响力。 其触角遍布课堂内外俨然成为美国教育系统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NEA的教师们对ADL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 多位代表在大会发言时明确指出ADL系统性地滥用“反犹太主义”这顶帽子专门用来打压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的人士。 更让教师们愤慨的是ADL频繁使用经过夸大甚至扭曲的统计数据和指控制造对美国犹太人社区面临严重威胁的假象。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氛围被利用来压制校园内对巴勒斯坦人权问题的讨论声浪。
斯蒂芬·西格尔代表在发言时一针见血：“让ADL来定义什么是反犹太主义就像让石油公司来定义什么是气候变化一样荒谬。 ”教师们深知ADL的核心目的绝非倡导包容而是维护特定的政治议程。 决议文本更直接戳穿了ADL的伪装：“尽管ADL自诩为民权组织它并非其声称的‘社会正义教育合作伙伴’。 ”
翻看ADL的历史记录其阻止公平正义的行径早有先例。 当1982年NEA首次尝试与反种族主义团体合作开发直面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课程时ADL就跳出来激烈反对指责课程“太过批判”。 在ADL的强大压力下NEA这份精心准备的教育项目被迫流产取而代之的是ADL自身推出的淡化结构性问题、强调表面“宽容”的替代方案。
ADL的攻击对象远不止于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体。 它对历史上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当前美国本土风起云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维权行动同样发起过猛烈的批评和抵制。 这些过往劣迹斑斑的纪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逐渐被美国民众和教师群体认清。
ADL近年来在教育领域强化了另一种施压工具：大学校园“反犹成绩单”。 ADL依据自身立场对全美众多大学对待“反犹主义”的表现进行评分并公开排名。 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迫使校方屈服。 在最近的报告中ADL就得意地宣称在受到其点名批评的大学中已有约四成“积极与ADL展开咨询”。
当大学接受ADL的“指导”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涵ADL开出的标准“药方”：将批评以色列国家政策的话语直接等同于反犹仇恨言论；在学校纪律守则中针对此类言论设立严苛乃至惩罚性的条款；强制师生接受由ADL一手设计的“言论规范”培训。 这本质上是ADL通过制造恐惧、散播污名来强迫教育机构屈从于其政治要求。
NEA内部的转变酝酿已久。 几年前在NEA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及“巴勒斯坦”一词都会被广泛视为触碰了敏感红线可能引发场内争议。 这一局面在2018年开始改变。 一群主要由阿拉伯裔美国教师组成的成员开始有组织地在NEA内部发声积极推动工会决议纳入“纳克巴”（Nakba即巴勒斯坦大灾难）等重要历史术语。
到了2024年阿拉伯裔美国人党团、中东/北非（MENA）党团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NEA这个庞大组织中获得官方认可。 它们致力于让所有教师会员明白支持巴勒斯坦人获得基本人权是NEA作为一个坚持社会正义与反种族主义的工会组织的分内之事是其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加沙地带持续发生的严重人道危机成为加速NEA立场演变的最大催化剂。这场灾难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与反思也在教育工作者群体内部点燃了强烈的行动意愿。 一个新兴的党团“教育工作者支持巴勒斯坦”在短时间内大量凝聚了成千上万政治意识觉醒的新老教师。 这些教师们通过直接的对话交流和组织活动不断在州与州之间联动合作。
党团存在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彻底破除一个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束缚人们认知的关键迷思：将任何对犹太社群安全的关切与支持等同于必须无条件认同锡安主义（Zionism）政治理念和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一位亲身参与组织工作的教师代表感慨：“我们的工会里一直都有参与解放斗争的有色人种教育者他们和我们感同身受。 过去他们在NEA缺乏一个正式发声、凝聚力量的平台。 现在阿拉伯裔党团和‘支持巴勒斯坦教育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空间。 ”
NEA这项由基层教育工作者发起、自下而上集体推动的决议直接冲击了ADL长期依赖的扩张策略模式。 ADL擅长绕过广大师生和家长转而与掌握实权的学校董事会高层、财力雄厚的金主捐赠者和手握法律武器的精英律师群体建立紧密联系。 通过这些顶端的“后门”ADL得以将其影响力自上而下地渗透进教育政策领域。如今三百万教师以团结之力关上这扇“后门”对ADL的战略布局是一次沉重打击。
不出所料反扑接踵而至。 隶属亲以色列阵营的北美价值观研究所（其前身是犹太自由价值研究所）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指控NEA的决议“本质上具有反犹主义色彩”并将所有支持该决议的教师们污蔑为在政治压力下盲目跟风的“绵羊”。 有匿名的亲以色列教师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控诉声称在投票现场持反对意见的犹太裔教师遭遇了其他代表的“嘲笑、嘘声、讽刺和人身攻击”企图将决议描绘成一场针对犹太教师的迫害。 这种叙事随即被多位现场参与者明确指出与事实严重不符。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浮出水面：NEA内部的法律顾问团队在程序上对该项决议额外标注了“抵制行动”的特殊标签。 这一程序性标签意味着决议在NEA内部正式执行生效前仍需跨越多道行政和程序上的门槛这无疑为ADL及其支持者争取了更多时间窗口和操作空间使他们得以组织更强力的反击。
经历了联合广场声援加沙抗议、目睹手机屏幕上实时传递的加沙惨状、并亲身在ADL打压下艰难推动工会变革的教育工作者们早已洞察了这些政治操纵的惯用伎俩。一位代表在投票后平静地表示：“工会的大门为所有人敞开无论信仰。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滥用所谓的‘安全’之名来扼杀真相与正义的讨论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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